想像，從這裡開始
臺灣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曾經歷2次戒嚴：第1次是由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於228事件期間發布；第2次則是在國民政府於國共內戰逐漸失利、共產黨漸次掌控中國各省份時，由臺灣省主席陳誠宣告，為期長達38年又56天，為目前世界史上第2長的軍事戒嚴期，僅次於敘利亞。
1949年5月19日，當時的臺灣省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發布了戒嚴令，試圖防堵日漸掌握大勢的中國共產黨滲透臺灣。同年年底，國民政府撤遷至臺灣，而戒嚴令則成為時任國民政府領導者的蔣中正貫徹其政治意志、鞏固政權的軍事工具。這段時期的臺灣承載著蔣中正反攻大陸的夢想，社會的建設與發展固然有之，但高壓的統治與人權的犧牲，也讓他自此脫離不了「白色恐怖加害者」與「獨裁者」的標籤。
1975年4月5日，這位曾經連任中華民國五屆總統的「民族偉人」因心臟病發逝世；同年，政府行文通告全國（中華民國臺澎金馬地區）必得在書寫蔣中正名稱
時「挪抬」，並於7月23日發布了1份公告，向國內外有相關經驗的我國建築設計師徵求中正紀念堂的設計圖與建議書，為長達1年的中正紀念堂競圖活動揭開了序幕。倘若在當時，向民間徵集已逝統治者的紀念建築藍圖，隱含著塑造集體情感結構的意圖，那麼，今天紀念堂的空間轉型向公眾徵集構想，則蘊含著臺灣民主制度與公民社會發展的指標性意義。
1976年7月9日，曾設計圓山大飯店與慈湖陵寢的楊卓成建築師在第1階段43件建議書、第2階段5組競圖中獲得了中正紀念堂籌建小組的青睞，由融合美國林肯紀念堂、印度泰姬瑪哈陵、中國天壇及中山陵設計理念的設計圖取得首獎。依據1976年8月由臺灣省建築師公會發行之「建築師雜誌」針對中正紀念堂競圖報導專輯記載，楊卓成將主要入口處設計為北平宮殿式牌樓，次要入口處牌樓較小，係採蔣中正家鄉江南形式的牌樓；而國劇院（即今國家戲劇院）規劃在紀念堂左側，係因「國劇為我國的正統文化，……是主賓之位；音樂廳在右側，是次賓之位……」。以後人角度觀之，中正紀念堂的設立暗藏著中華民國對於中國政權正統的想像，其中包含再現中國地景與文化的意圖；而中正紀念堂的整體設計，也無可避免地訴諸推崇歷史偉人的神格化語彙，例如寬廣巍峨的建築、高達6米3的銅像、功績敘述式的陳列展示等等，映照著那段書寫「蔣公」時要挪抬的時代。
作為在威權時代設置的人物紀念館，於民主轉型過程中，因其有著威權政治的象徵，也成為集會遊行的重要場域。1987年後，隨著戒嚴令的解除，臺灣人民對於民主政治與言論自由的渴求越趨外顯，帶著威權印記的中正紀念堂，理所當然地變成人民對抗體制、爭取公民權的代表性場域。無論是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抑或是第1次政黨輪替後試圖將中正紀念堂改為「國立臺灣民主紀念館」的法條之爭，解嚴後的中正紀念堂見證了臺灣民主化歷程，而這個空間所承載的不再只是舊威權體制對中國或是新中國的想像，更是臺灣全體人民對於共同未來的願景。
那麼，在解嚴30年後的現在，我們對這個場域又有怎樣的想像呢？
把「想像」作為動詞，我們一起來回答這個問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