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三橋町紅葉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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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市長紀念金幣

12/12/2025

#極樂公墓 #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墓園 #六張犁 #不義遺址 #國家人權博物館 #推動不義遺址保存維護與發展補助計畫 不義遺址的概念大約興起於70年代中期之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9年將前納粹德國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1999年....

12/12/2025

12/12/2025

我們永遠無法辨認時間，因為真正的時間永恆遲滯。我們更無力清晰地指認出，這一陣風是從哪裡吹來，落下的雨又是在什麼時候結成雲霧。當歷史裂縫裡的風從模糊的遠方吹來，青年與少女奔逃，後輩的目光追隨著他們的背影，嘗試看見那些處身於焚火的年代，眾多噤聲的臉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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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濛》裡的少女，自嘉義北上展開的旅途，既是劃開死生的分界，同時也是通向記憶的暗道，與哥哥的受難經驗逐步疊合。若要說《大濛》是歷史電影，少女領回遺體的（冒險）旅程，實際上是在追尋民族的身體——當暴政奪去生前的自由和姓名，在死難後更統一抹消其存在，那麼留下來的我們、活下來的我們，究竟要如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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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成為真正的台灣人，我們無可迴避地要去面對歷史——不只是紀念歷史，而是持續地處理歷史，超克過去。陳玉勳以慣有的電影語言，在厚重的歷史陰影之中，從常民視角出發，交織出帶著幽默、溫情的白色恐怖記憶。然而，正是因《大濛》的溫情，致使這場與歷史的搏鬥變得可親，搖擺於只是紀念和持續克服之間，成為已經被劃上句點、無需起身行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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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白色恐怖依然是尚未全面解密、根本還不到終點的「故事」，自民間到政府層級的考掘工作，都還需要更多具批判性的視角，方能在轉型正義的文化實踐之中，提陳出更多在大寫敘事之外的認識，而能更加深入地理解時代的缺失與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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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在這座小小多山的國家，我們飽經戰爭與暴政的創傷，依然如此眷戀這座島嶼，就需要以更加嚴肅的目光看待《大濛》，與近代諸多以白色恐怖為題材的影視作品，而不該只是停留在單純鼓勵歷史電影存在之必要性，繼續走上召喚情感共鳴、給予創傷救贖的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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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一部舉重若輕的歷史電影，更加容易成為一種可口的創傷敘事，其靈巧反而會成為「處理歷史」的阻礙。當觀眾又在幾小時內完成旁觀者的受難儀式，被預先設計好的情感出口召喚出乾淨又明亮的眼淚，藝術便再次為了使人理解而美化了苦難——背叛了苦難本身，讓暴政變得可被消化，歷史也因此變得安全，觀眾就再次獲得一種哀傷的滿足，並在感動中赦免了自己，卻不需要起身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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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濛》試圖用通俗敘事觸碰時代幽靈，這是導演陳玉勳向來的誠懇與溫柔，其優點便是不曾深入理解白色恐怖歷史的觀眾，也能快速地進到故事裡面。然而，電影對小人物的溫情凝視，卻也在歷史暴政之下讓人更加不安，如同行走在那一片白茫茫的大霧，寓言故事的詩意之美也容易成為新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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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來到現代的電影結尾，第一場戲以民國 82 年，政治受難者遺屬在六張犁公墓的亂草堆中，發現 264 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墓塚。電影自新聞畫面轉至已經年老的少女臉龐，她交代女兒替她去拿到受難者名單，劇情在此時並未交代她是否看見車伕的名字，但也選在下一場去醫院的戲，讓二人再次活著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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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電影選擇留在新聞畫面的那一幕，不去呈現少女究竟有沒有找到；又或是在福馬林池裡尋回哥哥的遺體，就停在少女跟在別人的送葬樂隊後面；或甚至是停在少女與車伕就此錯身而過，彼此都被時代給吹散，那麼少女就既是參與者、旁觀者，同時也將成為未來的見證人，電影也將達到一種詩的密度，而能將琥珀裡的死難與時間，化作驅動觀眾在散場後起身行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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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導演的溫暖善意使鏡頭無法久留，於是又轉向另一場追尋，讓少女的成長之路就此斷裂，寓言也無力負擔歷史的重量，最後的重逢更是完成了情感的閉環，卻中斷了思考的循環，《大濛》真正欠缺的，便是在情節之中保留裂縫，或許才能提陳出那一段無法被抹平的白色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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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大濛》在通俗敘事的成功，正好作為「處理歷史」的遺憾，開始談論也並不完全等於處理，當苦難在戲劇裡有了重逢的感動和圓滿，但真正的歷史從未如此地仁慈——那些淹埋在歷史洪流裡尚未尋回名字的墓塚、無法送達的遺書、還沒有解密的國家檔案，都還沒迎來應該有的結局，更遑論一種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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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面對記憶，並且為其哀悼之後，便會在再現暴政所帶來的虛無之中，找到應該傳承的記憶。接著，我們就必須思考，將要如何傳承，又要傳承什麼？尤其，當歷史經過「電影」，經由特定媒介的傳播工具，而成為新型態的文化記憶——「電影」便會成為更為特殊的文化實踐，因其可以同時透過文本、圖像結構鋪墊出多重的敘事角度，致使在觀看白色恐怖電影時，我們更加需要的並不只是觀看單一敘事的歷史，而是觀看那些「思想」因「電影」而「被存在」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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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關於哀悼歷史的方式和形式，以及在哀悼之外更加重要的高度批判性與自我省思，才是在面對「處理歷史」的浩大工程之時，比起撩動觀眾情緒、留滯溫馨結局，更加重要的意義——因為歷史需要不斷地追回、辯證、補述，才能不斷地理解與尋思，以班雅明的新天使之姿，面向過去的殘垣斷壁，背向終極文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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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濛》倚靠著記憶的存取而成為實踐，在越發靠近暴政的記憶之所在，我們又要如何在電影把故事都給說完了之後，而能持續地面向過去，看見檔案化記憶所欲提陳的行動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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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書寫歷史創傷的敘事走到話已說盡的死局，在觀眾被感動之後，就像一陣風撫過一座古老的墓碑，但是什麼也沒能留下。然而，關於紀念碑和「處理歷史」的最大意義，便是當我們開始整理資料、歷史考掘、興建碑文、舉行典禮，將記憶逐步轉譯成為可以恆長留存的檔案化記憶時，也必須關照正在生成的新的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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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意即為，在進行文化實踐的過程，藝術創作將有更大的風險，讓我們在藝術完成之後便放下面對歷史的慎重。無論這些文化實踐是如何立意良善，當我們將歷史變成一道詩意的風景，紀念便創造了一種幻覺，取代了戮力記憶的初衷，更容易將這樣的觀看融於日常，換來哀悼的儀式性，最終成為成為轉身即忘的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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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除了紀念時代記憶之外，我們要如何防止這種感動換來的冷漠，便是「處理歷史」的文化實踐走到當今，我們所需要面對的，在哀悼之後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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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濛》將會成為訴說白色恐怖的電影裡，因其商業手法、明星陣容，而在台灣影史上記下重要的一筆，我同時也感佩於陳玉勳在混亂的現今選擇白色恐怖作為題材，但也不得不提出疑問——而這也是《大濛》將會面臨的挑戰，在觀眾散場之後，我們是否能回望現實，並且開始思考、行動，因此看見時代背後的複雜敘事與多面性，還是只是徒留一場面對過去的感傷，這便是此部電影與社會實踐之間最為困難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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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整文章【《大濛》：在紀念碑之後，我們如何行動】https://filmaholic.tw/films/690c6564fd8978000141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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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黃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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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濛｜ #白色恐怖

12/12/2025

關於「白色恐怖」的故事，關於台灣這片土地的歷史，隨時間越往前走就越說來話長，長得讓很多人感到不耐，殘忍到讓很多人無法直視，有些故事說與不說，或許在某些人的內心裡是那麼難以承受、面對的，也許需要一個打開那扇門的機會，《大濛》這部電影在此時此刻可能會是一個契機！【辛苦的台灣人啊！／《大濛》】全文連結在留言。（哭到我停不下來好可怕的電影，要看要帶衛生紙。）